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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地缘政治驱动下，美国政府将社会科学国际化确立为文化外交的重要战略，各大基金会成为主要的实践主体。以此为背景，美国区域研究完成了自身的重新定位和问题诊断，并将法国作为美欧合作的主要中枢。通过支持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的创建和运行，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影响了法国区域研究的学科建制和研究旨趣，使该机构成为对东欧文化冷战的桥梁，而且实现了美欧双方、多方的研究理念互动，并进入法国社会科学制度化议程。与此同时，美国基金会在西欧其他国家、亚非拉地区积极联络当地知识精英，开展了大量区域研究国际合作。由此创建或联络的研究机构、学术协会、知识分子群体等，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持久性的国际化知识基础设施。这一跨国性知识网络，也成为美国提升其全球知识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法国社会科学界重建联络，年鉴学派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该学术群体聚焦经济和社会研究，主张跨学科合作，其《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有着强烈的当代问题导向。在当时的法国学术界，这些带有异端色彩的主张却十分契合美国基金会的理念。1947年，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获得重组法国社会科学机构的权力，其策划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简称EPHE)成立单独的经济和社会部门，即全新的第六部(VIe section,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自那时起，美国基金会在此后二十余年为第六部的创建和运行提供了持续支持。1955年，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主任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下，赴美国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布罗代尔此行访问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实地了解了美国区域研究的运作。1958年，布罗代尔在其法文文章《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特别引入了两个英文术语“Area Studies”(区域研究)和“Social Scientists”(社会科学家)，来论证如何以跨学科研究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危机。他指出，区域研究最重要的是一群社会科学家对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力量——中国、印度、苏联、拉丁美洲和美国——开展的集体性研究。理解这些政治力量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此后，布罗代尔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再次肯定了区域研究的价值，并呼吁发起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动员，将各学科的认知碎片拼凑成一份有关研究对象的整体图景。

　　回看二战后法国社会科学的建设进程，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简称Sciences Po Paris)与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无疑均是关键的开创性机构，也是美法跨国知识网络的核心节点。两者都曾接受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且不同程度地引用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概念，但其在建设使命、制度架构、运行机制和国际影响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1945年，巴黎政治学院完成改组，以法令形式确立了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Fondation nation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简称FNSP)对政治学科的资助。这些举措旨在提升政治学在法国的学科地位，推动政治学从传统文学、法学、历史学的依附中剥离，实现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因此，巴黎政治学院的课程体系、期刊建设等也日趋集中于对政治学这一学科特性的定义和强调。尽管该学院于1952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détude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简称CERI)使用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概念，但其研究组织带有浓郁的实用主义色彩，且主要基于法国政府对不同区域研究的资助力度，很多区域的研究力量薄弱，甚至需要依赖研究外包，在实际运作中也缺乏真正的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支撑。

　　与之相比，第六部的“文化区域”(Aire Culturelle)研究并非聚焦单一学科，而是作为年鉴学派总体史理念的直接延伸，构成了其跨学科探索的制度载体。在与美国基金会长达二十年的合作和博弈中，第六部将区域研究内化为自身的核心建制，形成了与之匹配的教学研究和资源配置机制，实现了美国观念与法国本土学术传统的深度融合。该过程不仅涉及资金接收，还包含了深刻的过程性互动(研究方向、人员、国际交往、经理人管理模式等)。这使得第六部成为追踪区域研究这一特定理念在跨国实践中的协调与博弈，剖析知识体系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张力的典型案例。

　　二战尚未结束时，战后科学研究的战略规划已得到美国总统的直接关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要求下完成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勾勒出美国科学发展的蓝图，并提出了协调国际资源和支持战后科学重建的方向。1948年，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外交事务管理组织》的报告，建议全面调整美国国务院的制度框架，以适应冷战外交的需求。报告还建议按世界区域重组外事部门架构，为国务卿配备区域助理秘书。在此报告驱动下，美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研究并完成了专题报告《科学和外交关系：科学和技术信息的国际流动》。多位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顾问参与了报告撰写。该报告称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有效的和平手段”，既有助于充分利用外国科研资源，又有助于通过参与各国经济发展来“抵御渗透”。报告建议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联合推动国际交往，针对“铁幕国家”“尤其需要积极的行动，甚至控制”。同年出台的《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以法律形式将文化活动和国际交往纳入美国的外交战略。由此，以科研国际交流支撑美国的全球战略，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理念基调之一。

　　同时，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化倾向深植于其对欧援助的背景中。美国迫切希望将自身影响力植入百废待兴的西欧，使西欧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和意识形态堡垒。哈里•杜鲁门指出，正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诉求赢得西欧，这种努力如果成功，美国“在西欧取得的成果将大打折扣”“要使我们的物质援助充分发挥效力，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努力”。美国军方在调研了欧洲科学界后，发布了名为《恢复欧洲科学》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欧洲学术界具有左倾风险，建议通过提供资助巩固西方阵营。因此，战后美国对欧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层面，同时涉及科学研究、教育和文化层面。介入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将欧洲学术社区重建与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加强美欧知识界的联络，以强化跨大西洋价值认同。

　　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力量，美国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国际社会科学交流提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提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提供明智和始终如一的领导，这种领导应牢牢地植根于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之中”。在这些基金会看来，美国的理念和实践应该作为全球的典范，各大基金会肩负着对外传播美国理念的使命；资本主义的无私慷慨不应仅仅用于人道主义，而应“将体现普遍利益的确定性与传播美国模式的愿望紧密联系”。通过积极行动拓展美国文化的边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理念。负责该基金会国际社会科学交流的查尔斯•法赫斯(Charles B. Fahs)曾说：“在这个核时代和航空时代，我们(美国)的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全部……如果我们要建设未来的文化……必须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

　　这种对全球文化领导权的坚定追求，经由灵活的“旋转门”，上升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之间不断巩固的理念共识。因德吉特•帕尔玛(Inderjeet Parmar)在考察了美国三大基金会的126位受托人的社会背景后指出，政府任职经历是他们最主要的共性之一：除曾大量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外，他们也长期流转于对外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这些人员中不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迪安•鲁斯克(Dean Rusk)和约翰•J. 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等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基金会领导层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往来，构成了各大基金会工作的重要底色。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1936—1948年任该基金会主席的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曾就职于美国国防部。他公开发文倡导以智识国际协作实现文化联合，上文提及的《科学与外交关系》报告便引用了这篇文章。在20世纪50年代任该基金会主席的迪安•鲁斯克曾在二战期间参与美军在亚洲的区域情报工作。不论在领导基金会期间，还是此后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国务卿期间，他的关注点始终围绕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重点之一是通过区域研究和发展援助增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各大基金会便将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他们在资助中有着服务外交的务实倾向，强调培养训练有素的专家来服务国家政策需求，从而促使现实主义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主导性话语。可以说，社会科学服务国家政策的主张在政府和基金会之间达到了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影响了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重新定位。

　　战后几年间，美国各大基金会以及以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简称ACLS)、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为代表的学术协会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研讨和调研，以重新界定美国区域研究的角色。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教授在调研了美国24所大学的114个区域研究项目后指出，尽管二战推动了国外语言和区域研究培训的快速发展，但这些战时应急性安排未能真正解决区域研究专家和域外知识的匮乏问题。在冷战新形势下，美国的区域研究面临着三个重要的战略命题。

　　首先，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区域研究所擅长的了解敌人的作用并未结束。掌握并研究地区的社会动态和政治经济特征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的重要命题。然而，当战时盟友变为意识形态敌人，相关研究力量的不足也随之凸显。1948年，中央情报局雇佣了38名苏联分析师，其中仅有12人会说俄语，只有一人有博士学位，大多人从未去过苏联。依托区域研究增加战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成为各大基金会战后重要的资助方向，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卡内基基金会主要资助美国国内的研究机构，福特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国际性人员交流项目和国内研究型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除了对国内机构和学术论坛的资助，还将工作重点之一放在支持海外区域研究机构上。

　　其次，区域研究成为巩固欧洲阵营、重塑西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一方面，面对西欧知识界的“左倾”风险，美国基金会希望“建立一个精英意见集团，将志同道合的思想家团结在共同的西方理想周围”“培养他们对大西洋主义的信仰和欧美之间的共同价值观”。而实现此目标需要依赖非政治色彩的文化和学术交往，无须要求欧洲知识界直接宣誓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将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视作彰显西方文明和制度优越性的知识佐证。在查尔斯•法赫斯看来，非西方地区代表了尚未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的“过去”，对他们加以研究对于理解和阐释美国身份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至关重要，为此他引用了一句格言，“历史是有关他者的历史编纂”。

　　最后，区域研究是美国了解第三世界、推广西方经济模式的重要支撑。亚非拉的反殖民化激情让美国基金会意识到，“必须尽快加强对不熟悉的国家和社会的理解”“以制定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化和民主的方案”。1949年，杜鲁门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前三点为支持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将支持发展援助正式纳入美国外交战略，希望借此展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区域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地区的经济体系和发展需求，提升援助精准性，进而为有效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知识基础。不过，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同样面临研究力量的困境。仅以中东研究为例，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调研指出，与欧洲在地区的长期交往优势和深厚研究积累不同，到1949年，在美国大学全职工作的学者没有一位能够称得上现代中东政治、经济、社会的战略专家。区域研究力量的焦虑一直构成美国政府的重要关切。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案》明确将区域研究和外语培训定义为国家安全需求，要求美国学术界承担支撑外交和国防工作的责任。

　　可见，区域研究重新定位的过程也凸显了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影响了此后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实践思路。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研究力量严重不足，而日益严峻的冷战局势进一步限制了美国机构获取战略重点地区(苏联、东欧、中国、中东、非洲等)知识的能力。通过国际合作调动国外研究资源，成为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西方原有的区域研究与现实战略需求呈现错位和脱节，这是欧美区域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欧美学术界针对“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和针对东方“高等文明”的东方学究范式都不足以为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东方学主要关注非西方地区的过去，而美国需要的是能够深入理解非西方地区的现状并结合具体领域开展战略分析的专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美国基金会希望区域研究克服“古典东方主义的局限性”，更多关注当代问题和现实问题。

　　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旨趣已经体现出上述倾向。其社会科学部当年的资助总额为263万美元，其中国际关系占26%(70万美元)，当代经济问题研究占33%(87万美元)；国际关系方向获得资助的11个机构中有5个欧洲机构，当代经济问题方向获得资助的13个机构中有7个欧洲机构。此后几年，该基金会持续对国际关系、经济问题、政治民主、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培训、国际奖学金进行资助，重点对象之一就是欧洲的学术机构。在与欧洲知识界的联络中，法国被视作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和网络中枢。

　　大卫•塞姆(David L. Seim)的研究表明，在成立单独的社会科学部(1929年)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便已与欧洲(主要国家是法国)学者建立联络，请他们协察欧洲的社会科学状况。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提出要在全世界关键地点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特别是“在欧洲创建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法国在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力上具有欧洲核心国家的特征，对法国的支持可以在欧洲产生辐射效应。该基金会在二战前调研法国后指出，法国的知识生产不乏辉煌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里程碑，但这些生产过于个人化和理论化，且缺乏物质资源和智力协调，尤其缺乏有力的组织机制。由于法国的法学院、文学学院等老牌院系布局分散且改革阻力大，因而该报告放弃了对现有机构进行全面资助的思路，建议支持创建新的研究机构来辐射法国知识界，并将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设立新的社会科学部门作为一种可行思路进行了讨论。这些主张虽因战争和经济危机而未能实现，但为该基金会的战后实践提供了前期准备。

　　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处于脆弱且对新思想相对开放的过渡时期，这被美国基金会视作参与西欧学术社区重建的宝贵时机。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主任约瑟夫•威利茨(Joseph Willits)多次前往欧洲实地调研，并在1946年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法国。该基金会还分析了法国区域研究有待克服的问题，一是侧重古代史和语言学，缺乏当代视野；二是未建立经济、社会等跨学科视角；三是运行机制僵化，资金获取困难；四是缺乏国际交流。因此，推动法国区域研究转型、促进国际合作、支持新兴研究力量成为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目标。

　　以法国为重点不仅基于社会科学发展的考虑，还源自对法国政治格局的警惕。1946年6月的法国选举中，法国获得了五百万张选票，得到了超过25%选民的支持。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指出，法国已成为苏联向西方渗透的桥头堡，美国必须反击这种攻势，帮助创建一个“友好而强大的法国，作为美国的安全、民主以及在欧洲大陆的物质利益的堡垒”。1947年，中央情报局的《全球形势与美国安全审查报告》同样表达了对法共影响力的担忧，并将法国视为遏制的关键防线。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文件以类似措辞重申了上述观点：“和西方民主之间的冲突以最尖锐的形式出现。法国是这场冲突的前沿战场和试验场。”不过，在涉及社会科学资助时，这些基金会通常不会宣称其意识形态主张，而是标榜科学研究的中立性来掩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色彩。

　　对法国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和调研诊断、法国对欧洲各国的辐射价值、抵御的紧迫需求，这些因素共同驱动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法国区域研究界的介入。当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酝酿新建单独的经济与社会部门时，双方很快建立了联络。年鉴学派主张超越本国历史，关注世界不同区域的文明及其当代问题。他们倡议跨学科协作，通过“集体研究”和“综合研究”避免过度“专业化”导致的危机。同时，该学派呼吁社会科学改革、与法国政府人士联络密切。上述因素共同强化了该基金会的资助意愿。1947—1952年，该基金会为第六部的创立和初期运行提供了4.35万美元的资助。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任第六部主任。布罗代尔身兼《年鉴》主编、法国国民教育部顾问、法兰西学院教授等身份，其影响力是促成此后双方合作的因素之一。随着第六部研究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截至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为其提供了15万美元的研究资助。

　　在区域研究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支持并影响了第六部的机构创建、学科变革、研究旨趣和组织方式。在此过程中，该基金会常驻巴黎的经理人克莱门斯•赫勒(Clemens Heller)不仅扮演了双方协商、资金申请等沟通性角色，还负责第六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其中包括担任第六部文化区域部门的主任。该机构的官方网站写道：“布罗代尔在克莱门斯•赫勒的帮助下，组建了关于当代世界的庞大研究计划，使第六部成为实验和培训新一代专家的场所，将历史、经济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带入对不同文化区域的研究。”第六部不仅创新了既有学科制度，促进了法国区域研究的转型，而且成为冷战期间该国首个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际交流的学术机构。

　　对法国学术界而言，通过新设机构探索跨学科组织机制，既具有路径上的必然性，也得益于美国基金会这一外部力量的资助和支持。一方面，由于国家科研资助体系相对薄弱，自20世纪初法国学术界便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难，求助私人资金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战争冲击使法国政府的相关投入进一步萎缩。加之法国的传统学院体系根基深厚、改革阻力大，新兴的经济和社会研究处于边缘地位，难以从古老的学院中获得资源。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描述，“极端的学科专业化、对古代历史的关注以及强大的法国学院传统”阻碍了变革的可能和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因此，对法国社会科学改革者而言，通过创建新机构规避既有限制成为一种可行路径。这种状况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战前对法国的调研结论相一致，也契合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国内发展经验——相比在成熟的大学设立新的院系专业，单独成立的研究机构运行更佳，成果产出也更符合预期。可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恰逢其时的资助，使第六部得以摆脱对原有大学机制的依赖而另辟蹊径。这一适应法国学术界状况的路径选择，为此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六部创建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其公开倡导跨学科范式，更重要的是其代表了一种学科制度的永久性调整。在此之前，法国的经济学学科隶属于法学院，社会学学科则隶属于文学学院，而第六部第一次将这两个学科从传统学院中剥离出来，与历史学科共同组织到一个跨学科新兴机构中。在此过程中，第六部主动利用与美国基金会的合作扩大了自身影响力；同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关系问题，也是年鉴学派的研究兴趣所在。因此，第六部是战后法国第一个集合性的现代区域研究机构，是一个跨学科的机构创新和制度实验，也是美国主张和法国本土化实践相融合的产物。

　　依托新机构的改革优势，第六部引进多学科师资、改革课程规划，还对机构的组织模式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第六部设立了单独的文化区域系，集合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其不仅通过创办期刊、举办研讨等方式扩大学术影响，还通过设置专门的区域研究中心而非按照专业划分的方式来重新组织和分配科研资源。按照学者安妮•克瓦希克(Anne Kwaschik)所言，美国基金会并非直接输出了某种知识，而是通过跨大西洋国际交流向欧洲主体传播了一种管理、规划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跨学科建制、项目制和区域研究中心的组织形式，使第六部区别于法国殖民研究在文学、语言学和古代史专业上的聚集，有利于将研究资源聚焦于具体文化区域及其当代问题。这与美国基金会对区域研究转型的倡导相契合，从而为其获得资助提供了论证依据。

　　在学院传统古老和学科壁垒森严的法国学术界，第六部成为其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革新现象。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也较为成功地实践了美国基金会希望对新知识领域的理念和组织模式施加影响的目标。在探讨法国学术场域中传统学院和新兴机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第六部等新兴跨学科机构在学科建制、组织方式和权力关系上挑战了传统权威，使自身成为社会科学改革的实验室和学术现代化的表征，而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是这些机构能够实现创新的“重要基础”。

　　早在第六部创建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便着重强调东欧研究的重要性。除布罗代尔之外，该基金会还资助了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尚布尔(Henri Chambre)和语言学家让•特兰(Jean Train)的美国之行。二人同样是第六部的主要创始成员。三位学者的访美行程设计重点参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苏联研究所所长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的建议，且行程内容主要围绕美国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布罗代尔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苏联研究项目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华盛顿大学的远东研究项目，还与莫斯利进行了会面；尚布尔与来自多所美国大学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苏联经济专家进行了交流；特兰考察了斯拉夫语言课程和学科交叉项目，并访问了军方的一些区域研究培训机构。

　　为了提升获取东欧研究一手资料的能力，该基金会还积极推动法国和东欧的学术往来。1953年，法国与东欧的学术交流有所恢复。赫勒很快洞察到这种趋势，并进一步促成了相关接触。赫勒结识了长期派驻苏联的法国国家研究员米歇尔•奥库图里耶(Michel Aucouturier)和克劳德•弗里乌(Claude Frioux)，旋即邀请他们在第六部组织一系列研讨，分享驻苏的观察和思考。不仅如此，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了一系列法苏间学术访问，其中布罗代尔曾于1958年赴莫斯科学院交流。

　　除东欧地区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为其他战略地区的区域研究提供支持。1955年，第六部设立了首批文化区域研究中心，五个中心分别聚焦苏联、中国、非洲、印度、地区。同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鉴于第六部制定了有效研究其他文化所必需的跨学科方法、合作机制、研究项目，并吸纳了许多杰出学者参与区域研究，因此同意为第六部提供6万美元的资助。1957年，该基金会又批准了一笔8万美元的资助计划。资金的持续注入为第六部的区域研究项目提供了保障。到1960年，第六部已设立了涵盖苏联、东欧、中国、中东、拉美、东南亚、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欧洲、德国、英国、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非洲、远东与太平洋等地区的30多项研究计划。在机构拨款之外，该基金会还会通过专项资助为第六部的个体研究者提供支持。例如，该基金会曾拨付7750美元，专门用于资助罗尔夫•A. 斯坦因(Rolf A. Stein)教授前往亚洲的藏族地区开展研究。第六部的副主任亚历山大•本尼格森(Alexandre Bennigse)教授则获得了4050美元的资助，用于搜集苏联和中东地区的研究资料。

　　除了对战略地区的灵活资助，该基金会也注重在项目协商中重塑法国区域研究的传统。这一点，在对当代议题的强调和对研究方法的资助中得到了体现。执掌第六部后，布罗代尔招聘了五名汉学专家，以提升第六部的中国研究能力，其中包括知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白乐日当时希望协调国际力量，开展一项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该计划得到了布罗代尔的认可，并经由赫勒上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但该基金会最终拒绝为此项目提供资助。在该基金会看来，白乐日的宋史研究过于注重古代历史和语言学，缺乏对当代议题的关注——这正是该基金会希望克服的问题。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支持也体现了该基金会对传播美国研究模式的努力。1959年，该基金会拨付了1万美元的款项，专门用于支持第六部探索和使用定量研究方法。

　　法国学术界的研究传统、法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法国知识分子对开展苏联研究的犹疑……所有这些都使得第六部无法被塑造为公开的机构。布迪厄指出，彼时的知识领域被划分为政治上敌对的阵营，新兴社会科学机构同时面临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强大压力。因此，第六部需要妥善处理与美国基金会的关系。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样面临着挑战。在铁幕下的欧洲，他们既要尽可能保持中立，证明自身并非美国外交政策的附庸；又要保持对杜鲁门主义的支持，以免损害其在美国国内的支持根基。

　　在项目资助的协商过程中，一位名为谢诺(Jean Chesneaux)的中国研究专家引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警惕。谢诺专长于中国工人运动研究，有支持的经历。该基金会不仅要求第六部澄清有关谢诺的问题，还致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其背景。最终，在第六部承诺项目资金不会分配给及其同情者之后，该基金会批准了资金并要求用于特定的研究项目。该基金会主席迪安•鲁斯克曾向美国政府的基金会专门委员会建议，“要在政策上避免向已知的者提供资助”，因为那样做既有悖于美国的公开政策，也会导致资金流向“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交付给极权主义纪律”的研究者。通过援引“自由—极权”的二元对立话语，该基金会表明了自身立场，并以此为反对意识形态的行动辩护。

　　凭借第六部的学术机构优势，这些基金会还促成了更为多样的文化冷战行动，其中之一是参与搭建法国—波兰的官方学术交流框架。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给第六部的拨款中表示，款项将用于法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互访。同年，第六部组织了一场以波兰历史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探讨了恢复法波学术交往的可能性。会议获得了两国政府的支持。1958年，两国政府签署了正式的文化与科学交流协议。第六部既是该框架协议的草拟者，也是直接负责协议执行的法方学术责任单位，并具体负责波兰学者的赴法访问、国际研讨、作品出版和书籍往来等事宜。由此，第六部搭建了冷战期间少有的东西方交流渠道，具备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直接接触的能力。

　　通过与第六部合作，美国的文化自由大会赞助了法国向波兰的书籍赠送。但其并不直接按照波方所列的书籍清单来操作，而是按照自身的政治倾向对书单进行筛选和删除。当文化自由大会邀请东欧知识分子前往西方国家的渠道失效时，他们也会转而借助第六部的学术访问渠道。可以说，在冷战氛围中，第六部与东欧国家间开展了一种特殊的接触。这种接触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国年鉴学派良好的学术声誉及其与东欧学术界长期的交往优势。按照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所言，相比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史学”，年鉴学派被视作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相对接近或兼容。正是通过调用法国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学术优势，美国基金会才得以扩大铁幕两侧的联系，使更加灵活的文化渗透成为可能。

　　现有有关战后美欧科学合作的研究，通常强调由实力不均衡带来的霸权特征(尤其自然科学领域)，并对美国基金会在“文化帝国主义”和“霸权再生产”中的作用进行了诸多阐发。也有学者在研究美国文化与欧洲关系时采用文化适应的传播研究思路，将美欧之间视作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线性关系。尽管美国基金会在法国区域研究转型中发挥了作为国际力量的激励作用，但不能忽视欧洲知识分子的主动建构角色，以及法国的国家意志和战略诉求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同时，经由美国基金会和第六部的辐射效应，法国政策制定者、西欧学者、东欧学者均成了双边乃至多边互动的主体。

　　第六部并未完全移植英文的“区域研究”一词，而是将“文化”作为前缀，使用了“文化区域”的概念——沃勒斯坦将文化区域在概念和组织模式上对美国的借鉴称为“美国区域研究的法国版”。概念调整体现了年鉴学派对文明的长期关切。《年鉴》杂志初创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该杂志加入“文明”一词，正式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通过引入这一概念，布罗代尔主张克服以往殖民研究对短期政治和军事征服的强调，关注殖民主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发展，并塑造了当地对外来文明的接受和适应。这种有一定批判色彩的主张顺应了殖民研究转型的趋势，推动了法国的区域研究从殖民研究到文化区域的转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史研究逐渐在法国大学中式微乃至取消。吉尔•德冈特(Gilles de Gantè)认为，这场学术转型与法国研究机构重组、国际学术趋势的整体变化以及关键人物的影响密切相关。其中，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六部学者是主要的推动者。除了概念的互动，其转型表征还包括与美国基金会推崇的跨学科模式的接轨。

　　第六部的国际交往渠道、年鉴学派的学术影响等因素，不仅使第六部在欧洲多国产生学术反响，同时也使之成为与东欧知识交流的前沿。依托法波两国的交流协议，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89年，每年均有波兰学者通过第六部的奖学金赴法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稳定且持续的人际交往加速了学术的互通互鉴，使东欧和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帕特里克•普莱斯科特(Patryk Pleskot)访谈了参与第六部项目的波兰学者，并考察了他们的学术成果。其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交往使法波学者在对社会和经济研究的兴趣、对现代问题的偏好、对长时段的研究思路、对跨学科范式的认同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尽管双方学术界的交流始于战前更早的时间，但这些波兰学者在受访中表示，如果没有第六部提供的奖学金，冷战时期的这段学术交往是不可能实现的。

　　战后，法国政府推出了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方案，强调将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相关联，加强政府的现代社会科学规划职能。为此，法国政府首次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秘书处。该秘书处由亨利•隆昌邦(Henri Longchambon)任主席，直接向法国总理汇报。1957年，法国政府要求隆昌邦组织撰写一份专门的报告，评估国家的研究和教育政策。该报告后来成为法国科研政策的重要里程碑。布罗代尔受邀撰写了该报告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在报告中，布罗代尔阐发了文化区域的概念，同时提出了机构重组、跨学科研究、加强区域研究等主张。这些内容获得了隆昌邦的关注。

　　1968年，受时任法国教育部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委托，布罗代尔主持一个委员会，用于评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整合机制，同时开展评估工作的其他委员会还涉及自然科学、医学等学科。这项工作旨在为法国戴高乐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展前期筹备。1968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又称“五月风暴”)的直接推动下，法国通过了《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案》(又称《富尔法案》)。该法案成为战后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总的法令基础，并延续至今。法案的核心内容是打破封闭学院体制下的学科壁垒，设置独立的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单位”来开展研究，鼓励大学自治和国际学术交流(包括国际捐助和学术互访)。这种以实用主义方式推动的跨学科机制调整打破了法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也意味着战后包括第六部在内的以国际化、跨学科为特征的“现代派”实践，以一种教育改革创新的面貌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制度化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学术国际化的努力不止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机构合作，其通过奖学金资助了大量法国年轻知识精英赴美开展学术访问。此外，为法国自然科学研究提供资助同样是该基金会战后对欧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且尤其集中于核能物理、生物遗传学等基础学科。自1946年起，该基金会开始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简称CNRS)提供资助，以推动前沿科学的国际分享，当年该基金会的捐款占到了该中心可支配资金的10%。可以说，美国基金会对法国科学界的介入是广泛而深刻的，既涵盖了与机构和个人的直接合作，也与政府决策过程有着深度互动；既聚焦区域研究等重点方向，也通过多样化的援助参与到战后法国科学界的整体格局和图景之中。

　　另一方面，美国基金会还资助创建了诸多学术组织。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布罗代尔和英国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波斯坦(M. M. Postan)共同创建了国际经济史协会，基金会经理人赫勒则协助了创建过程。支持该协会既符合该基金会对当代经济问题研究的资助旨趣，也符合其搭建知识分子网络的愿景。自1960年，该协会组织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汇集了来自欧洲、苏联、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借助第六部的资金和组织优势，布罗代尔主导了协会学术议程，推动了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对话，促成了跨越铁幕的学术国际外交。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家(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简称FMSH)。其成立宗旨是为各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灵活的交流平台，推进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该机构由布罗代尔和时任法国国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加斯顿•伯杰(Gaston Berger)共同创始，布罗代尔担任主席，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赫勒担任该组织的管理人(直到1992年)。在赫勒的协调下，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100万美元的专项拨款，用于文献资料中心的建设。

　　从以下细节可以管窥美国基金会的类似实践在欧洲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2018年，为纪念赫勒诞辰100周年，来自欧美多国的13位学者组织了专题研讨并撰写了纪念专著，题为《克莱门斯•赫勒：人文社会科学之家的经理人》。该书回顾了美国基金会在促进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书籍作者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哈佛大学的欧洲文化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人文社会科学之家建立了最初联络，也有一些是该机构在其他国家的主要学术联络人。

　　在成立后的二十年里，该机构的资金来源和知识交流活动均从双边交往拓展到广泛的多边合作。除了美国基金会和法国公共部门的共同支持，该基金会还获得了德国基金会的资助。该机构不仅资助国际互访，创建欧洲实验室(如社会心理学实验室)，为新兴方向提供资助，而且与更多国家的社会科学机构建立了合作。合作机构既来自西欧国家(英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意大利社会科学委员会、瑞典和挪威的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也来自东欧多国(如苏联、波兰、匈牙利)的科学院和大学。通过法国知识分子的推动和协助，该机构还与印度(1975年)、巴西(1979年)和中国(1982年)的机构达成了学术协议。时至今日，该机构仍活跃于全球学术界，继续推进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第六部、年鉴学派、国际经济史协会、人文社会科学之家……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促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促进的国际性知识网络。至今，这张网络仍然经由各个机构和知识分子的交流得以存在和延续。

　　但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和欧洲主体的协商过程是高度历史化和情境化的。虽然“美国化”一词可以简要概括战后欧洲知识界对美国理念和模式的接受，但无法呈现其中的协商过程。即便处于不平衡的力量对比中，双方的动力和意愿均在跨国性互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基金会不仅需要与这些国家的精英建立合作，合法而灵活地将美国理念传播到欧洲；还要对欧洲特性进行微妙的影响和重塑，逐步植入美国的规范和倾向，并尽力消除欧洲对的认可。美国主张经过有选择的调整和修改以适应当地的情况，该过程反之也重塑了当地的机构及其实践，因而建构了一种由复杂协商实现的“基于共识的霸权”。法国知识分子并未全盘接受美国区域研究的概念，在实践中也尽力保持自身研究旨趣。

　　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在分析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时，将第六部的创建和发展称为“战后法国社会科学最繁荣的篇章”。年鉴学派主张反思社会科学的普遍危机，打破既有学科的孤立和框定，倡导更具整体性的认知范式。这种追求与美国基金会介入法国知识界的理念和路径达成了一定共识，由此促成了法国早期现代区域研究机构的诞生。这些主体的行为选择凸显了战后世界格局的调整及其引发的知识界变化：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由美国推动的区域研究国际化进程与各国主体发生了丰富而复杂的本地互动。回归这些实践的“存在语境”，将得以窥见跨国主体在相互影响之中构成的“互动系统”。

　　战后美国基金会在推动区域研究国际化中的战略主动性、方向性和政策驱动性是显著的。正如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所言，美国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力量是经济和政治的……国家和基金会最早感知到地缘政治的转移并推动了学术实践的重新定向。美国区域研究的重新定位和国际行动回应了冷战外交政策的知识需要，并与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互为支撑。美国基金会以法国为工作重点，基于构建意识形态堡垒和辐射欧洲社会科学的战略判断；其对第六部研究方向的强调和研究传统的重塑，服务于克服古典东方主义局限性的意图；其与美国各类文化机构、学术界、情报界的紧密沟通和合作，是基于服务文化冷战的总体目标。以第六部为桥梁，美国得以搭建同时触达西欧和东欧的文化外交渠道，既实现了对东方阵营的接触和渗透，又加强了西方知识界的联络和认同。上述过程呈现了作为非国家行为者的私人基金会在全球政治图景中扮演的角色：在国家主体无法直接实现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行动中，非国家主体具备显著的组织灵活性和文化渗透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探讨国际性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时所指出的：“美国扩张的特点不是获得新的领土，而是渗透……各种各样的组织，无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都试图在其他社会的领土上追求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目标。”

　　这一过程不是美国模式的简单植入，而是高度适应目的国的政治语境和国家政策。区域研究的战后转型，既是美国的主张，也是去殖民化语境中欧洲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因如此，这些国际合作能够激发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兴趣，并转变为对抗的共同行动。美国基金会利用欧洲重建的开放氛围，通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阐发美国模式，为欧洲提供了理念和模式的参照；欧洲主体出于自身原因，愿意接受和推动美国议程，并按照自身旨趣对美国概念进行了重塑和改造。

　　第六部是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重要节点和关键中枢，但并非孤立的案例。在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基金会在区域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集中和系统的国际化行动。其战略部署不仅包括与西方意识形态盟友的价值共同体重建，还包括与现代化模式“对象国”精英的联络与合作。一方面，美国各大基金会关注西欧多国的区域研究转型，并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荷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机构提供了资助，并支持了大量海外交流和奖学金项目。这些行动共同致力于在西欧重建具有研究能力的伙伴和可靠盟友，以捍卫秉持西方价值观的大西洋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争取全球知识分子心灵和思想的战场”，美国为亚非拉地区的区域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支持，以期搭建一个有利于传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跨国精英网络。因德吉特•帕尔马(Inderjeet Parmar)在考察了战后美国基金会在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智利的区域研究项目后指出，通过吸纳当地最具潜力的知识精英加入与美国际合作，美国基金会希望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想要构建的世界，以激励他们加入这一历史进程，共同抵御的力量。

　　全球性的跨国知识精英网络既是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典型表征，也是美国主体的影响力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金融资助是国际合作的一种手段，但由此促成的理念交流、制度调整、人员网络发挥的作用更具持久性。第六部完成机构升级后，其各个文化区域研究中心继续成为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科研高地；在布罗代尔去世、赫勒离开后，人文社会科学之家的社会科学国际化探索一直延续至今。国外区域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各国知识精英等均是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网络中的节点。他们经由美国基金会链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知识图景，构成了全球性的知识基础设施。这些知识基础设施一旦得到构建，便会经由学术机构和知识分子的自发交流而扩大，进而为某种共同理念和认识论的全球传播和理论创新提供长期性的支撑。跨国性知识网络是美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侧面，并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国家战略提供了知识和认知的必要前提。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高度认可国家主导网络和精英私人网络的协同价值。她敦促美国进一步动员其全球网络的力量，“我们应该建立国家、地区、地方政府、非政府力量的全球性网络并将之制度化，从而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间的问题解决创造更多渠道，在交流中传播和灌输保障自由的价值和实践”。

　　可以说，就知识体系建构的一般性路径而言，美国的实践凸显了国际协作在搭建知识网络、塑造全球话语中的关键作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知识体系通过与各国机构和知识精英的联系，塑造了一个能够自我流动和更新的全球性网络。我国的学术界若要打破既有的话语垄断，在现有格局中构建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也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在与全球社会科学的开放协作和对话中凝聚研究力量和价值共识。近年来，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对国内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进行了研讨并达成了一些有关建设路径的基本共识，对国外的区域研究发展历程也进行了一些引介。但总体来看，世界各国区域研究的既有理论和实践尚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有关区域研究知识体系国际化的研究成果有限，学科建设方面的国际化部署也相对滞后。一套知识体系的价值需要在传递和流动的过程中得以发挥，因而其建构也需要包含国内建设和国际传播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如果在建构过程中不仅能够动员国内的研究力量，还能调动全球的智力资源，那么将有助于弥补一国科研力量和视野的局限性，进一步推动该知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传播和认同。

　　在对国外区域研究知识体系的研究、借鉴、反思和重构过程中，还要具备洞察其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历史自觉和批判视野。回归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语境，有助于甄辨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战略本质和价值偏狭。美国对区域研究的重新定位凸显了地缘政治变迁和美国外交的现实需求，其转型过程仍然延续了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美国基金会力促区域研究转向当代议题，是围绕自身需求对研究范式进行的精准形塑。殖民研究传统的改变虽然促使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发生了调整，但并非文化认知的根本嬗变。法国的文化区域研究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对前殖民地文明的理解仍然局限于殖民地人民对外来文明的接受和适应，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将非西方文明他者化和客体化的理论缺陷。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推行现代化成为主要的外交面向，美国区域研究的国际合作转而聚焦发展问题和民主议程，从而继续将第三世界作为亟待改造的对象。因此，如何认识并处理与欧美各国区域研究知识体系的关系，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认识论命题。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秉持自主的问题意识，超越西方区域研究的价值偏狭，参与全球知识界的对话，努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述和知识体系，仍有待在对国外知识体系系统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